福州开元寺位于繁华的古楼区开元路，始建于梁太清三年（549年），是福州地区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寺院，至今已有1458年的历史。开元寺也是福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座寺院，当年约占城区面积的十分之一。福州开元寺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物而闻名遐迩，其中尤以千年巨型铁佛——阿弥陀佛最负盛名。铁佛外贴金箔，螺髻敝胸，两耳垂肩，叠掌合坐在莲花台上，法相庄严，容颜慈祥，脸部丰满，颇具唐代风格。这尊铁佛无疑是开元寺的镇寺之宝，因此，开元寺亦有铁佛寺之别称。

为了揭开福州开元寺千年铁佛之谜，我省的文史、考古及冶全专家曾于2005年和2007年两度召开考古学术研讨会，对铁佛的铸造年代、重量、材料、结构、制作方法等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探讨。经过科学的测量和慎密的考证，专家们对铁佛的重量、材料、结构和制作方法等问题基本上取得共识：铁佛通高5.92米，头径1.45米，莲花座高0.5米，围长2.18米；佛身由铁铸造，总重量约52吨；目前铁佛结构包含三层，即原始铸件、表面涂层、涂层外贴金箔；铸造方法主要采用分段铸造，有的地方采用蜡模铸造法、泥模或沙模铸造法。至于铁佛的铸造年代，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为北宋元丰年间说；二为唐末五代说。

持北宋元丰年间铸造说的理由有三：一是根据有关文献记载，王审知治闽期间曾于唐天祐三年（906年）和后唐同光元年（923年）两次大规模地铸造佛像，但这两次记载都是铸造铜像而非铁佛。二是据清代《榕城纪闻》记载，清顺治十六年，重建铁佛殿，于石座下开出银塔一座，上题：“宋元丰癸亥正月初一日立，刺史刘瑾于癸亥四月初一日发开”。由此推断铁佛就是在北宋元丰癸亥年（即元丰六年）落成，当时刺史刘瑾赐银塔置于石座之下。三是据开元寺戒灯法师珍藏的拍于20世纪三四十年初的铁佛真身照片显示，铁佛面相有世俗特征；衣褶线条繁复折叠多，袈裟胸部开襟较低；佛像禅定应手心向上。这些均为宋代造像的特征，与唐以前造像之面相丰满，衣褶线条少而流畅，佛像禅定应两手手背向外等特点迥然不同。

笔者认为，北宋铸造说的理由显然是不够充分的，仅仅是看到事物的一些表面现象，无法揭示事物的本质问题，疑点颇多，经不起推敲。首先，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已经是非常发达了，福州又是福建路的首府，如果说开元寺巨型铁佛铸造于宋代，那么，这样一件大事在地方文献上一定会浓墨重彩记上一笔。然而，为什么不见文献记载呢？尤其是像淳熙《三山志》这样修于同一朝代的地方志，为何也不作任何记载呢？其次，《榕城纪闻》所载，清顺治十六年，重建铁佛殿时，于石座下开出银塔一座，上题“宋元丰癸亥（六年）正月初一日立”。我们认为，银塔与铁佛并不是一件整体事物，任何时候都可以将另一件物品放置于铁佛石座下，假如说，顺治十六年重建铁佛殿时，也将一件物品置于石座下，是否也说明铁佛造于顺治十六年呢？因此，银塔的根据没有说服力，它只能证明开元寺铁佛铸造于北宋元丰六年以前。复次，我省著名的文史专家曾意丹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三大石窟中，唐代的佛像也有不少袈裟衣襟较低的造型艺术，并非北宋所独有。唐代人物画风受吴道子“吴带当风”的影响，衣纹裙带线条特别圆润飘逸，这尊铁佛还是保留了唐末五代的风格。此外，曾先生还认为，我国古代佛像双手的放法，细分起来有1000多种，所谓手心向上、手背向上、手背向外等佛像双手放法在各个朝代没有绝对的、统一的标准。因此，不能只凭外表就断定铁佛为北宋特征。

如上所述，铁佛铸造于北宋元丰年间的证据明显不够充足，而铸于元丰以后更不可能。那么，铁佛究竟铸于什么时期？在当前尚无确凿的文献记载和其他证据下，我们更倾向于唐末五代铸造说。理由如下：

其一，唐末五代时期，福州有大规模铸造巨型佛像的氛围和背景。王审知父子笃信佛教，治闽期间，增建寺院267所，并用大量的铜铁金银制造佛像钟磬之属。唐天祐三年（906年），王审知于福州九仙山定光多宝塔之右，铸丈六金铜像一尊，丈三菩萨像二尊，铜为内肌，金为外肤。在乌石山神光寺，“王氏用铜六万斤、黄金三百两铸弥勒像，方三丈六尺。”后唐同光元年（923年），王审知析建怀安太平寺，“于城西南张炉冶十三所，备铜蜡三万斤，铸释迦弥勒像”。又用“金银万余两，作金银字《四藏径》各五千四十八卷”。王审知之孙王继鹏，“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后梁贞明四年（918年）“闽王以梦故，炼□□□万斤，以橐籥七十所于城东。故□□□□□万三丈有七尺，创以金，置太平寺。”此外，还铸造了大量的钟磬之属，此不再赘言。由于王氏父子笃信佛教，遂使闽国时期，福州掀起了大规模的铸造佛像的活动，形成了一种崇佛造像的文化氛围，有人统计当时共铸造大小不等的佛像计3000多尊。这种现象在福建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只有在五代社会分裂割据，中原王朝无遐顾及，闽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经济实力较强的偏霸政权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此后的宋、元、明、清历代福建地方政府，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是没有这种胆魄和实力从事这种极为奢侈、规模巨大、甚可惊动中央的铸造佛像活动。否则，将落个劳民伤时、糜费巨资的罪名。

其二，王氏父子治闽时期所铸造的这些巨型佛像，是铜拟或是铁？仍值得商榷。按照文献的记载，王氏父子数次所铸佛像的材料主要是铜与金，即“铜为内肌，金为外肤”。唯后梁贞明四年（918年）所铸的辟支佛像，因程氏抄本与四库本《三山志》所记缺文而无法知道其材料是铜还是铁，但明崇祯十一年林弘衍刊本《三山志》所记也是用铜铸造。总之，仅照文献的记载，王氏父子所铸这些巨型佛像似乎都是铜像。但笔者对此问题一直存疑。长期以来，福建是一个贫铜富铁地区，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福建的福唐、尤溪、邵武、将乐、南安、长汀、宁化、沙县等八县有铁矿，尤溪、建安、邵武、长汀、沙县等五县有铜矿，铁矿的数量多于铜矿。当时福建的矿山规模较小，以至唐代全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而没有在福建设冶。铜矿既少且规模又小，那有如此之多的生铜用来铸造这些巨型佛像呢？况且，在铸造钟磬、钱币及生活用品等方面也需要大量的生铜。当时，仅福州一地就新增寺院267所，堪称“东南佛国”，仅寺院所需的钟磬之属就要耗费大量的生铜。1984年在政和县发现了后晋天福四年（闽王曦永隆元年，939年）铸造的铜钟，重132.5公斤，高92厘米，口径55厘米，至今敲击仍发出浑厚深沉的声音，这显然就是当时寺院所用的铜钟。因此，笔者认为，唐未五代时朝，王氏父子所铸巨型佛像的材料不可能都是用铜，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用铁，只因涂以金身，而混淆不清，以至数百年后的文献记载以讹传讹。这种推理使福州开元寺铁佛铸造于唐末五代成为可能。此外，据清乾隆时陈云程《闽中摭闻》记载，开元寺铁佛殿前柱子两侧刻有明末举人曾异所撰楹联：“古佛由来皆铁汉，凡夫但说是金身”，此联含义是双关的，其中含义之一是说佛像原本是铁铸的，因涂以金身，而被坊间传为金铜所造，这是否可以印证铸于唐末五代的铁佛，因涂以金身，而后人及后世文献记载均以为是铜铸而以讹传讹呢？

其三，唐末五代时期，福建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为大规模铸造佛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王审知治闽期间，实行保境息民、鼓励农桑和轻徭薄赋政策，大大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农民的辛勤开发，当时福建境内出现了“汙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景象。由于社会稳定，吸引了许多战乱中的北方汉人入闽，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闽国作为一个封建割据小王朝，曾设立一个官手工业机构——百工院，百工院兼容南北工匠，并蓄百工技艺，促进了福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福建矿冶业、制茶业、制盐业、制瓷业、造船业、纺织业等主要手工业部门的生产及其技术水平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提高。王审知为了鼓励商业贸易，发展经济而创造了种种便利条件，史称“公（审知）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畿廛市，匪绝往来，衡麓舟鲛，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击彀摩肩，竟敦廉让之风，骤睹乐康之俗。”同时，王审知十分重视发展海外贸易，为了“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而开辟了甘棠港。还在福州设置椎货务，专门处理外商贸易事务。任三品官张睦领榷货务，张睦任职期间，“佑审知甚忠，能与抢掠之际，雍容下士，招蛮夷商贾，敛不加暴，国用日以富饶。”

王审知治闽期间，由于政策得当，使得福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家给人足”，国家“日以富饶”，拥有了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从事大规模的铸造巨型佛像活动。

总之，福州开元寺铁佛是目前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好、最大的古代铸件，是迄今发现的古代最大的铁铸阿弥勒佛像，其冶炼技术、雕塑艺术在我国古代都属一流水平，堪称国家级文物。当前，省、市专家正在酝酿提请有关部门为铁佛申报国家级文物。因此，进一步考证铁佛的具体铸造年代，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为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建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